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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儒十丐」: 一個至今仍被香港中學中史教科書廣泛引用的神話——方駿(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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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儒十丐」: 一個至今仍被香港中學中史教科書廣泛引用的神話——方駿(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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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香港的中學中史教科書,在談到元代的儒士時,幾乎毫無分別地一致用「九儒十丐」來形容他們在蒙古統治下的社會地位。其實,中外史學界已有學者對元代儒士的地位問題進行過深入的研究,令人信服地否定了元代儒人地位低落的說法。然而本港的中學中史教科書編寫者,對這些研究成果似乎並不知情,仍然繼續因襲舊說。本文擬在綜合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輔以自己的一得之見,對「九儒十丐」這一至今仍在流行的說法作一針對性剖析,以供本港中學中史教材編寫者參考。

(一)「九儒十丐」的來源及這一說法提出人的生平和著述

「九儒十丐」一詞,見於二位南宋遺民的著述。一是鄭思肖的《心史》,另一是謝枋得的《謝疊山集》。《心史》的《大義略敘》有一關於元朝各階層人士的等級划分的記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民、九儒、十丐」。《謝疊山集》卷二《送方伯載歸三山序》則在講元人十等時,提及「一官二吏」、「七匠八娼」、「九儒十丐」等六類人。至於介於吏和匠之間的四類人,謝枋得則并沒有一一列出。他只是在提到儒人地位低下、常被欺壓時寫道:「儒不勝其苦,逃而入僧入道入醫入匠者,什九」。據此推來,按照謝的記載,介於吏和匠之間的應是僧、道、醫及一類作者漏載的人戶。

謝枋得(1226-1289),南宋末官員、詩人,字君直,號疊山,信州弋陽人。寶祐進士,德祐元年(1275),以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知信州,抗擊元軍。城陷,流亡建寧,以賣卜教書為生。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集賢學士程鉅夫薦宋臣二十二人,以其為首,但他堅辭不就。第二年他再拒福建行省丞相忙兀台之召。至元二十五年(1288),尚書留夢炎亦薦,又不就。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強迫他北行,至京師大都絕食。留夢炎遣使送藥米,終不食而死(脫脫,1977,12681-12690)。不過,死不仕元的謝枋得並沒有明說「九儒十丐」是元朝的定制。相反,他說「七匠八娼、九儒十丐」乃是「滑稽之雄以儒為戲者」的戲謔之語。

鄭思肖(1241-1318,或作1238-1315)對亡宋的忠誠和對蒙元的敵視,並不比謝枋得遜色。鄭,連江人,南宋末太學生。宋亡後,因思趙(宋王朝),遂改名為思肖。他「坐必南向。歲時伏臘,望南野哭,再拜而返,人莫識焉。誓不與朔客交往」(陶,1959,247)。歸於其名下的《心史》,自發現以來,其真偽就一直是史學界聚訟紛紜的對象。據記載,該書於一二八三年(元至元二十年)沉於吳中承天寺井中。一六三八年(明崇禎十一年)吳中久旱,仲冬八日,人們在承天寺狼山房挖井打水時,覓得一「錮以堊灰」的鐵函,『啟之則宋鄭所南先生所藏心史也。外書「大宋鐵函經」五字,內書「大宋孤丞鄭思肖百拜封」十字。自勝國癸未迄今戊寅,閱歲三百五十六載。楮墨猶新,古香觸手,當有神護』(鄭,1975,141)。主《心史》為偽者包括談遷、徐乾學、閻若璩、袁枚以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作者。在他們看來,無論如何密封,一本書放在水中幾百年而完好如新,是極悖常理的。更主要的,該書有許多事理荒唐和明顯違背史實的地方,不可能是生活在宋元之際的鄭思肖所作。例如袁枚指出:《心史》「所載元世祖剖割文天祥,食其心肺,又好食孕婦腹中小兒,語太荒悖,殊不足信」(袁,1960,108)。另外,《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指《心史》「文詞皆蹇澀難通,紀事亦多於史不合。如雜文卷中魏徵避仁宗諱作證,而李覯則不避高宗諱。又記蒲壽庚作蒲受耕。原本果思肖親書,不應錯漏至此。……此必明末好異之徒,作以欺世而故為眩亂其詞者」(《總目提要》卷174《心史》)。

從鄭謝兩人的經歷來看,他們都有明顯的反元情緒,其著述(姑且不說《心史》有明人偽作的可能)亦因此有矮化元朝的傾向。而且,由於謝枋得和鄭思肖分別於一二八九和一三一八年作古,他們無法知道元代中後期的社會發展情況。當然,即使《心史》確係偽作,我們也不能因此斷然排除它有反映元代社會真實情況的可能性,且不說有不少學者視此書為真作。同樣,鄭謝兩人敵視蒙元的事實并不能導出他們對元初社會的所寫所議必然違背史實的結論。最重要的還是要看元代的實際情況如何。

(二)元代儒戶的權利和義務

元代儒士的地位,可以從儒戶所承擔義務和享有的權利看出端倪。在元代,政府將全國居民按照職業及社會職能的不同,划分為若干種戶計,統稱諸色戶計。在元代文獻中經常提到的大致有二十種左右的戶計:軍、站、民、匠、儒、醫卜、陰陽、僧、道、也里可溫(基督教士)、答失蠻(伊斯闌教徒)、斡脫(蒙元時經營高利貸商業的官商)、商賈、灶、船、弓手、急遞鋪、打捕鷹房等。這之中,軍、站、民、匠是元代的四種基本戶計。所有諸色戶計都是世襲性的。他們承擔一定義務,同時也享有某些權利。

在承擔義務方面,軍戶的職能是出軍當役,為國家提供兵力和軍需。站戶的職能是維持驛站交通,向使用驛站的人提供交通工具和飲食。匠戶則為國家從事各種工藝造作。至於數量最大的民戶則是農耕戶,是元廷賦役的主要負擔者。相比之下,儒、僧、道、也里可溫、答失蠻等戶則主要從事精神上的工作,要輕鬆的多。各宗教戶計的主要義務是告天祈福,而儒戶唯一要做的事就是學習,以便在國家考選吏員時參加考試(蕭,1984,18)。

在權利方面,儒戶享有許多經濟上的優待。第一,所有在籍儒人可以得到相當於獎學金性質的廩給,在學的生員,每日兩餐皆有學校供給(《廟學典禮》,1.15b)。第二,儒戶享有蠲免部分賦役義務的優待。元代的賦役,自平宋以來,南北不同。大體上是北方人民負擔的義務有三大類:一為稅糧,分丁稅和地稅,二者僅科其一;一為科差,有包銀、絲料、俸鈔等;一為雜泛差役,主要包括政府為興役造作、治河、運輸等需要而征發車牛人夫,以及里正、主首(農村基層行政設施的職事人員)、坊正(城鎮基層行政設施的職事人員)、倉官、庫子(為官府保管財物的職事人員)等職役。江南的稅制則大體上沿襲南宋舊例,征收夏、秋兩稅。另外,加上北方科差項目下的戶鈔和包銀,雜泛差役的項目則和北方大體相似(韓,1985,31-31;蕭,1984,19-20)。諸色戶納稅的大致情況是:官吏、商賈納丁稅;儒、匠、僧、道、也里可溫、答失蠻等戶驗地交地稅;軍、站戶占地四頃以內者免稅,逾此數者納地稅。至於戶稅性的科差,「凡儒士及軍、站、僧、道等戶皆不興」(脫脫,1976,2362)。雜泛差役方面,儒戶則同民戶以外的其他戶計一樣,一般都被免除。佔元朝人口大部分的民戶,是主要的納稅人,各種賦役全不能免(《廟學典禮》,2:20b;《元典章》,31.7)。軍、站、匠、灶等戶,表面上看,他門所享受的優待,不少於儒戶,但他們負擔的遠超過儒戶。只有僧、道、也里可溫、答失蠻等宗教戶計享有的經濟優待與儒戶相近。

(三)儒人可為官作吏

由於元代部分的官和大量的吏來自儒士,把儒和官、吏斷然分開,是不妥的。元代做官的途徑基本上有三條。第一是宿衛,第二是科舉,第三是吏進(姚,1987,4.11b)。元代的宿衛包括怯薛(禁衛軍)和侍衛軍兩部分。其中,怯薛出身是「大根腳」,這些有「大根腳」的人,基本上是蒙古人和色目人(韓,1985,102)。他們占元代官員總數的十分之一左右(姚,1987,4.11b)。

元代做官的第二條途徑是科舉。元朝在從元世祖中統元年(1260)到元順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的一百零九年裡,前五十五年(1260-1314)未行科舉。自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第一次開科至元惠帝至正二十六年(1366)最後一次取士,共五十一年。其間尚有六年(1336-1342)中斷,科舉制實際施行四十五年。元制三年一科,四十五年中共開科十六次。最多的一次取士一百零一人(至正十一年,1351),最少的一次五十三人(至正二十年,1360年)。共取士一千二百人左右(許,1984,41)。元代的科場席位,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各佔四分之一(脫脫,1976,2021),也就是說,整個元朝由科舉而登仕的漢族儒人不足六百。很明顯,通過這條途徑做官的儒人不多。

然而,元朝做官的第三條途徑吏進卻是向儒人敞開的。吏即辦事人員。在元建立前,中國傳統社會在官僚制度方面,等級森嚴,「官」「吏」分明。「領持大概者,官也」;「辦集一切者,吏也」(王,1987,46.10b)。尤其是在科舉制度誕生之後,選官和用吏基本上成為兩條不同的途徑。但入元以後,由于受金朝的影嚮、蒙古本身缺乏嚴格的「官」、「吏」概念以及科舉選官之途長期不開等原因,官、吏界限被打破,出現了官、吏共決政事的局面。想當官的人,往往設法先補用為吏,然後不斷升遷,由吏而官,從下品做到上品。元代的中下層官僚的來源大部分是掾吏、書吏。他們的晉升途徑,首先是從縣吏經州府作到路吏,然後被選入廉訪司,經御史台或行台書吏升掾吏,遂出職為從六品或正七品官;也有從儒人直接薦入廉訪司為吏而逐漸晉升者(韓,1985,29-30)。據元人自己的估計,由吏入仕者佔元朝官員總數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姚,1987,4.11b)。

因為元代科舉之路不暢,儒士多加入吏的行列,他們成了元朝吏員的一個主要來源。儒有文化,所以元朝政府一開始把召儒入吏定為國策:「國初,定令儒生愿試吏郡縣者優庸之」(傅,1988,5.12a)。仁宗(1312-1319)時,「有召,省掾用儒士擢入」(袁,1966,18.4b),「仁宗懲吏,百司胥吏聽儒生為」(許,1978,72.2a)。元人陶安有一段話概括地說明了當時儒人入吏的情形:「朝廷以吏術治天下。中土之才積功簿書有致位宰相者。時人翕然尚吏。雖門第之高華,儒流之英雄,皆樂趨焉」(陶,1978,15.5b)。

據統計,在《元史》、《新元史》和《蒙兀兒史記》所作傳的八六四名三品以上的官員中,漢族人占了四零九位,即總數的百分之四十七。而這些漢族大僚,出身科舉和學校的占百分之十,吏進的占百分之三十(王,1992,97-97)。雖然元吏並非全由元儒擔任,但即使我們按元儒只占元吏人數的一半來計算,《元史》等書所載的四百多名三品以上的漢族官員中,也有至少四分之一出身儒士。相比之下,享有與儒戶相似經濟特權的僧、道、也里可溫、答失蠻等宗教人戶,除了某些人可以擔任宗教官以外,不可以去做一般的行政官和吏(蕭,1985,38)。

結論

從以上的分析,人們不難看出,以儒戶為代表的元代士人(儒戶並不包括元朝全體儒士,其它戶計下的人丁也可以研習學問),在蒙古統治之下是享有相當多的特權的。他們的地位不但遠遠高於社會底層的娼妓和乞丐,也比負擔沉重賦役的民戶以及軍、站、匠等服役人戶優越得多。更主要的是他們有各類宗教和服役戶計所無法比擬的為官任吏的機會。這當然並不是說元朝是儒士的天堂。由於受有「根腳」的蒙古人和色目人的阻礙,科舉之途的不暢,以及由吏出職為官所需年月之久(吏員須任職九十個月方得出職)等因素的影嚮,元代士人在仕進方面是比不上宋代和明清兩朝的儒人的。但盡管如此,元代儒人的社會地位高於醫、工、匠、民等服役賦役人戶是沒有問題的,更遑論「娼」、「丐」之類的人了。「九儒十丐」的說法,根本不是元代現實的反映。香港中學中史教科書有關元代士人地位的部分,實有修改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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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方駿,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系講師(Accepted: June 13,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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