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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学者的职分——福泽谕吉(19世纪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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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学者的职分——福泽谕吉(19世纪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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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私下听到有见识的人说:有人问“今后日本的盛衰虽难依凭智力来明确推断,但不知究竟有无丧失独立之虞,照目前的形势来看,如果日本能够逐渐进步,是不是可能达到文明昌盛之域”;还有人怀疑“日本能否保持独立的问题,若不经过二三十年。很明显是难以预期的。”甚至于还有人听信极其蔑视日本的外国人的说法,觉得不管怎样,“横竖日本的独立是危险的”。当然我们不会一听人说就信以为真,失掉希望,但如根本上对能否保持独立这一点没有疑虑,也就没有理由提出这样疑问来了。假如我们到英国去问不列颠能不能保持独立?人们一定会笑而不答,因为他们对于这个问题毫不怀疑。然则日本的文明程度虽似较前进步,却不免对其前途怀有疑虑,生为日本人,怎能不为之寒心?我认为既生为日本人,就不能不明确认识和尽到各人的本分。本来“政”这个字所包含的事务是政府的职责,但与政府无关的民间事务还有很多,所以为着办好全国的事,人民与政府必须互相配合,我们尽国民的本分,政府尽政府的本分,彼此互助,才能维持全国的独立。

凡是要维持一件事物,必须使其力量平衡。譬如人的身体,要维持健康,就非有饮食、空气和阳光不可。外受寒热痛痒的刺激,体内再作相应的活动,就能发生调和全身的功用。如果突然丧失外界的刺激,置之不顾,单靠体内的活动,则人身的健康是一天都不能维持的。一个国家也是这样,政是一国的功用,要调和功用来保卫国家独立,必须内有政府的力量,外有人民的力量,内外互相呼应,保持力量平衡。因此政府犹如体内活动,人民犹如外界刺激,如果突然把刺激去掉,只凭政府力量去活动,那么一国的独立就一天也不能保持了。如能明白养生的道理,并将其原则运用在治国上,就不会怀疑这个道理了。

今试观察我国现势,其不及外国之处,就是学术、贸易和法律。世界文明不外就是这三项。如果这三项不完备,国家就不能独立,这是不待识者就会明白的。但是我国这三项都不完备。

从维新的时候起,政府方面虽不是没有花费人力、物力,也不是才力不够;但其多数措施总是不能令人满意,原因就在于人民的无知文盲。政府既知原因所在,就不断开辟奖励学问,议订法律和规定商法之道,或者晓谕人民,或者示以先例。但虽用尽各种方法,而至今未见实效,就是因为政府依然是专制政府,人民依然是没有志气的愚民。这些努力也许稍微促进了一些进步,但如与所费的精力和金钱相较,则所得到的效果是不够的。这是什么原故呢?就是因为一国的文明事业不能单靠政府的力量来举办。

也许有人说:政府暂时驾御这类愚民是一时的策略,等他们将来智德增进,自然就会进入文明之域。这种话是可说而不可行的。我全国人民苦于数千年的专制统治,人人都不能把心里所想的说出来,而是互相欺骗来偷安逃罪。大家以为欺骗是做人的法宝,不诚不实成为日常的习惯,既不知耻,也不以为怪,真是自身的廉耻丧尽,又何暇关心国事?政府为了矫正这种毛病,却越发虚张声势,不是恫吓,就是叱责。本想用强力来导致诚实之风,却使人民对于政府更不信任,这种情况恰如用火来救火,终至上下隔绝,成为一种无形的风气(相当于英语中的“Spirit”),不能马上去掉。现在政府在表面上虽然大有改变,但是专制压迫的风气还是存在。人民虽然也好象得到一点权利,可是那种卑屈和不信任的风气仍与往日无异。这种风气无形无体,不能就一个人、一件事来形容它,而它的实际力量是很强的。我们如果从它在整个社会上的表现来看,即明显可知其不虚弱。

试举一例来说明。就当今官吏的私人言行来看,都是些豁达大度的士君子,我们不但对他们没有成见,而且对他们有些言行还会表示敬佩。另一方面,平民之中也不见得都是无能的愚民,也有少数公正诚实的良民。可是这些士君子在参加政府办事的时候,他们的措施却有很多是为我们所不满的。同时那些诚实的良民只要一接近政府,就马上卑屈起来,以伪诈诡计欺骗官吏而不以为耻。这种士君子为政和良民陷于卑屈的情形就象一身两头的人,在私为智者,在官为愚民,又可以说是“散则明,聚则暗”。政府应该是聚集许多智者的地方,而做出愚人的事情,能不令人奇怪吗?追究其根本原因,当系上述风气的影响,以致人们不能尽量发挥自己的作用。维新以来,政府虽然振兴学术、法律与贸易等,却没有见效,其原因亦即在此。用一时权术来驾御人民,以待智德增进,假如这不是用威力来强迫人民进入文明,就是用欺骗的手段使人民趋于善良的策略。政府若用威力,人民就拿诈伪来应付;政府若使用欺诈,人民就只表面服从,这不能说是上策。策略纵然巧妙,用它来推进文明是无益的。所以说推进社会文明是不能光靠政府的力量的。由此可见,如果现在我国要进入文明之域,必须首先把浸润人心的风气扫除干净。其扫除的方法,靠政府的命令与私人说教都很难收效,一定要有先进者和向人民示范的人。示范人物既不能在农民和商人中间寻找,又不能在日本国学家和汉学家中间寻找,只有洋学家足当此任,但也不能对他们抱完全依赖的心理。近来社会上这一派人物已渐渐增多,他们或者讲授西文,或者专门阅读翻译书籍,虽似竭尽全力,但有的学者诵文而不解其义,或解其义而无意实行,我们对于这些人的所作所为是不能不怀疑的。我们的怀疑在于这些学者和士君子都只知道做官,而不知道自己兴办事业;只知道居于政府上位之术,而不知处于政府辖下之道,还是不免染有汉学家的旧习,就象以汉学为体披上西洋外衣一样。

试举实际例证来说明。现在洋学家们全都出入宦途,自己举办事业的屈指可数。其目的不仅在于贪利,又因生来所受教育先入为主,只着眼于政府,认为不是政府的事就决不可做。有了这样的成见,就只想达到他们平生所抱“青云直上”的志愿;就是社会上有名望的大人先生们也不能例外。他们的行为虽似乎卑贱,而其用意却也不必深咎,因为他们的用意本来不坏,只是不知不觉地沉溺于社会风气罢了。有名望的士君子尚且这样,天下人哪能不效法他们这种风气呢?

一个青年学生只读了几本书就想做官;有志经商的人仅只有了几百圆资金,便想假借官府的名义来做买卖。设立学校要官许,传教要官许,甚至牧羊养蚕也要官府允许,大概民间事业中十之七八都是与官府有关的。因此,举世人心风靡,羡慕官,依赖官,害怕官,谄媚官,丝毫不能发挥一点独立的真精神,其丑态实在是不忍卒睹。譬如现在出版的报纸及各方面的上书和条陈之类,也是一个例子。出版条例虽不甚严,可是报上不但绝对不登载触犯政府忌讳的事,而且官方如有些许美事,就加以过分的称赞,简直和娼妓向客人献媚一样。

再看上书与条陈的文章,通常是极其卑屈的,其中尊崇政府如神明,自卑如罪人,使用一种不象社会上同等人物交往的虚文,恬不知耻。读了这些文章,只能想象他们都是狂人。但是现在发行报纸或向政府上条陈的人,大概都是社会上的洋学家。就其个人本质来说,不一定是娼妓,也不一定是狂人,其所以这样的不诚实,是因为现在社会上还没有首倡民权的实例,人人被那些卑鄙的风气所制,同流合污,所以不能表现人民的本色。概括言之:我们可以说现在日本还只有政府,而没有人民。所以要彻底改革人民的风气,推进社会文明,也不可专靠现在的洋学家们。

如果上述论点不错,那么推进我国文明维持其独立就不能单靠政府,也不能依赖洋学家们。我们这些人不仅要在愚民的前面先做出榜样,还要做洋学家们的先驱,给他们指出方向。现在想想我们的身分,固然学识是浅薄,可是有志于西洋学问已久,在国内又是处于中人以上的地位;晚近的改革事业虽不是我们为主兴办,却曾暗中助成。即令没有发挥助成的力量,而世人看到我们欢迎改革,也一定会把我们看成是改革家;既负有改革家之名,又处于中人以上的地位,世人就会把我们的行为当作范例。那么带头示范就是我们的任务了。

凡事与其下令推行,不如采用说服方法,说服又不如做出实际事例给人家看。政府只有下令之权,如果说服人民和示以实例系属私人之事,我们就应当站在个人的立场,或研究学术,或从事贸易,或讨论法律,或著书立说,或发行报纸等等,只要是不超过人民本分的事,就要大胆去做。我们严守法令,按理办事,如因政府不守政令而受到委屈,还是不要屈服,据理抗争,这就象是给政府当头一棒,革除旧弊,恢复民权,诚为今天当务之急。本来私营事业种类很多,做这些事的人也是各有所长,并不是要所有的学者都来从事于此。我的目的不在于示人以办事的技能,而在于使世人知道举办私营事业的方向。

费一百次劲去说服人,还不如示以一次实例。现在由我们来树立办理私营事业的实例,就可以使人们知道,人间事业并不能单靠政府来做,学者站在学者立场,商人站在商人立场,都可以兴办个人事业。政府是日本的政府,人民是日本的人民,那么人民就不应害怕政府,而应靠拢政府;不应疑惑政府,而应亲近政府。如果懂得这个道理,人民就会渐渐知道正确的方向,上下之间原有之风气也会渐渐消灭;才会产生真正的日本国民,使他们不致成为政府的玩具,而成为刺激政府的力量。从而学术、商业和法律就自然会各得其所,国民与政府的力量亦能平衡,才可以维持全国的独立。

概括起来说:本篇是讨论现在的学者协助政府完成独立的两个途径,即参加政府做官和在政府范围以外办理私人事业的利害得失,并且赞成后者。如果详细研究世间的事情就可以知道,无利必有害,无所得必有所失,不会利害得失参半的。我们并非有所为而主张私营事业,而只是将平生所见到的加以论述,如果社会上有人拿出确证来批驳这个论点,明白指出私营事业之不利,我们还是乐于接受,不过,举办私营事业想必不致贻害于天下吧!

附录

兹将有关本篇的几个问题①附记于篇后:

①这是作者在明六社的会议上讲演后,根据提问和反驳作的回答。——校者

一、问:兴办事业,是否不如依靠强有力的政府为便?

答:推进文明不能专靠政府的力量,其论点已详本文。并且由政府兴办事业,已经实验了好几年还没有奏效。私人办事虽亦难期必成,但是,既然在道理上还明显有希望,就不可不试。如果在未试之前即怀疑其能否成功,就不能算是有勇气的人了。

二、问:如果有力的人物离开政府,使政府缺乏人才,岂不有碍公务?

答:决不如此。因为政府现在正患官多事少,如果实施简事裁员,必能整顿政务,把多余的人员用到社会上,可谓一举两得。并且政府事务庞杂,就会把有用的人置之于无用之地,那不是个好办法。况且这些人虽然离开政府,却并没有到外国去,仍然住在日本,做日本的事,又何足虑?

三、问:若于政府以外聚集许多人来办私营事业,好象自成一政府,会不会使政府的权限旁落呢?

答:这是小人之见,办私营事业的人与办公事的人都是日本人,只是站在不同的地位上办事,实系相辅相成,共谋全国的利益,他们不是敌人,而是真正的益友。如果办私营事业的人犯了法,尽可以处罚,这是毫不足惧的。

四、问:也有人想办私营事业,但恐离开宦途以后,别无谋生之道?

答:这不是士君子应说的话。因为既然自命为学者,又关心天下事,岂是一个没有技能的人?用技能来糊口,并不是难事。在政府里执行公务和办理私营事业并无难易之分。如果认为办公事容易,所得的利益比私营事业多,那他的利益可以说超过实际的才干了。贪图超过实际才干的利益是君子所不屑为的。至于一无所长,侥幸进入宦途,贪图薪金以便奢侈享受,还要视同儿戏地谈论天下大事的人,就不是我们的同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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